人类叫历史，个人叫岁月。

“世道”二字，理应一分为二，“道”是人心所向，“世”就是万家灯火下的一粒米粮，城郭万里中的一块青砖。圣城的建立，以人民为物质基石，以传说为精神内涵。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源于希腊国王Byzas海上航行的传说。他是海神波塞冬之子，传说多年前，波塞冬第一次来此。Byzas前去向德尔斐请教神谕，神谕指示，Byzas将在“盲者之国”对岸建立伟大的城市。Byzas心中不解，但仍旧扬帆起航。直到他驶入金角湾，看见定居在海湾一侧的希腊人的住所时，才恍然大悟。另一边绝佳的战略地点空无一物，有眼无珠的希腊人却将城市建立在了错误的地方。于是Byzas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冠以自己的名字，帝国之名则最终演化为拜占庭（Byzantium）。

拜占庭自存在起，便注定“成神”。斯塔夫里阿诺斯阿在《全球通史》中说道：“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其本身就是传奇，是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是不同信仰汇集，碰撞，擦除思想火花的战场。与耶路撒冷、罗马齐名，一步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圣城之一。当你踏上这座圣城，宫殿，教堂，神庙一一出现在你的眼前。征服者与朝圣者，吟游诗人与来往商人为了它的神圣和欢愉，云集于此。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扼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北可以通向黑海周围的产量区，向南可以度过马尔马拉海到爱琴海。东边的小亚细亚又是地形崎岖的地区。为其成为商品贸易的集散地提供了先决条件。12世纪80年代,一位西班牙犹太旅行者本杰明曾在游记中描写了君士坦丁堡商业贸易的繁荣:“各种各样的商人都到这里来,他们有的来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米底、埃及,有的来自迦南、俄罗斯、匈牙利、佩彻涅格、哈扎里亚、伦巴第和西班牙。这是一个忙碌的城市,商人们从海路和陆路来到这里,除了巴格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与之相比。”因此拜占庭亦被称为“世界的欲望之城”。

从最开始的拜占庭，到后来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而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再到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纵使被赋予不同的名称，但它的独特性一直不曾改变。从鳞次栉比的宣礼塔和清真寺里，可以窥探出历史的一角。最早的记忆已被尘土埋没，这让偶尔出现的，传达过去一丝讯息的断壁颓垣显得弥足珍贵。拜占庭文明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混融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拜占庭文明是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古代亚洲东方文化的一种优秀的汇融。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全面吸收了希腊文化、东方文化中、叙利亚文化、阿拉伯文化，到了7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政治、民俗、语言、民族成分已经基本实现了希腊化。

今天，伊斯坦布尔的边境线由宣礼塔的穆斯林们组成，祷告声飘荡在这座城的上空，这座城已然属于他们。但这只是这日新月异的城市的冰山一角，在此之前，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神明们的神殿与教堂充斥着大街小巷。相传在君士坦丁堡，圣母玛利亚在堡垒中保卫了这座城市，这是此地，穆斯林军队冲进基督教徒的城市。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曾布满硝烟。两千年前，这里上演着激烈的政治宗教冲突。它曾是两大宗教的神圣首府，但在伊始，它只是个破烂的小渔村。那么，是什么让曾经辉煌，盛名享誉世界的拜占庭帝国逐渐“神陨”，走向衰亡的呢？

拜占庭帝国中期，一个来自亚美尼亚山区的农民巴西尔一世建立了马其顿王朝。他将拜占庭实、尚武、狡诈的特性发挥到极致，重组了中世纪世界政治格局。既有巴西尔二世又有君士坦丁七世的马其顿王朝，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均进入了黄金时代。马其顿王朝时期，封建制已经形成，大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自由农民土地被剥夺，纷纷破产沦为农奴。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为了保证税源和兵源，皇帝被迫公布法令，扶助工商业，保护小农利益，以缓和矛盾。巴西尔一世颁布新法典，补充和更新《查士丁尼法典》；改建军队，特别是海军，努力提高战斗力，并向四邻发动攻势，迫使阿拉伯人退却，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占领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大部，在北境与保加利亚人抗争。通过征服和传教活动使拜占庭入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斯拉夫人国家。年征服了从北方威胁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保加利亚王国。马其顿王朝的中期，拜占庭完成了军事复兴，但在后期，随着各种弊端的暴露，拜占庭的颓势渐显。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巅峰时期不再的拜占庭，逐渐走向下坡路。

拜占庭的衰落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究其内因，主要是在与政治经济制度。七世纪早期，在拜占庭同波斯帝国斗争时，出现了符合当时政治军事形势要求的军区制制度。其推广自希拉克略皇帝统治初期开始。在波斯人的强势进攻下，为了有效保护帝国在小亚和叙利亚的领地,皇帝下令在小亚和叙利亚的战争前沿地区建立以驻军为统治核心的军事特区。在军区制的兴盛阶段，它为拜占庭带来了几百年的稳定，起到了增强帝国军事实力,减轻政府军费负担,推动经济发展,调和社会矛盾,促进文化繁荣的积极作用。然而正是这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军区制，成为了吹响拜占庭衰落无声哀鸣的号角。

首先，在“是军事贵族阶级为依托”的军区制下,农兵阶层和小农阶级是帝国经济生活和军事防御力量的主体。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产阶层是帝国统治的基础。军区制的瓦解破坏了帝国的经济结构,导致帝国经济生活的全面衰退。其次，因为军区制瓦解而导致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对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最后，军区制瓦解直接造成的军事实力下降使雇佣兵制度卷土重来，加剧了秩序混乱，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王朝更替和宫廷内部斗争也是促使拜占庭走向衰落的一大推力。无休止的宫斗激化了元老官僚贵族、教会贵族与军事贵族间的矛盾，加速了权力集团的分裂。有句著名的俗语，“Byzantinepowergame”还有“TheByzantineGeneralsProblem”，前者是形容拜占庭相比西欧极其复杂的体制，后者是计算机术语，来源也是拜占庭军区制度下的复杂的指挥问题。宫斗几乎横穿了拜占庭的历史，在早期和中期，包括马其顿王朝在内的八个王朝都是由军人建立的，其中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有四个。很难想象，一个帝国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竟然是宫廷政变。而这种过于频繁的更替是离不开其皇室继承制度的。拜占庭皇室基本实行血统传承的制度,但不是像东方大帝国中国那样,基本上实行父死子继的制度。根据查士丁尼的民法原则,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死者的子女、养子女)、尊亲属(被继承人的亲父母和全血缘的兄弟姐妹)或旁系血亲,在继承死者财产方面都有相应的权利,其基本继承顺序是:死者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直系血亲尊亲属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属于第三顺序继承人,其它旁系血亲属于第四顺序继承人。在同一顺序中,按照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先后顺序,父母与子女为一亲等,祖父母与孙子女为二亲等。因此，不仅是王子和公主在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皇帝的子女、兄弟、姐妹、遗孀,甚至遗孀的丈夫或者女婿、姻亲等都可以在特定的形式下继承皇位。

皇位继承权的过于分散导致王朝延续时间短，更迭频繁的问题，加剧了统治集团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可以对比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子继承制是指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这种制度体现了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妻妾制度相表里；但在当时多妻（妾）制条件下，一定程度避免了继承中的矛盾冲突，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从而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除此之外，后患无穷的十字军运动也是拜占庭帝国末日时代的加速剂。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地行为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半岛，地势高高矗立。三面环水坐拥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但纵使是如此，拥有冷兵器时代近乎坚不可摧的城防设施的君士坦丁堡仍被十字军的铁蹄，踏破了防卫。最初目的是收复被穆斯林统治的圣地耶路撒冷。但在次数众多的十字军东征中，对君士坦丁堡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当属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最富有戏剧性，最有影响力的洗劫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架构提供了条件，它使看似辉煌的拜占庭帝国瞬间崩塌，为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势力能够深入和控制该地区提供了便利，也给后来影响西亚和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客观上提供了条件，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进程。年，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前，威尼斯总督就与法兰克十字军首领达成了瓜分拜占廷的协议：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十字军将在城市建立拉丁人的政府；十字军各方将按照协议瓜分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组成威尼斯和法兰克人各占6名的委员会，负责选出治理新国家的皇帝；皇帝将占有被征服首都的1/4，其它3/4将由威尼斯和十字军对半平分；所有十字军战士都将获得或大或小的封地，并按西欧的方式向皇帝效忠。“西方人或拉丁人于年4月13日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廷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拉丁时代，这个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拜占廷的军事力量、政治组织和国际声望，更加深和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并最终使其走向瓦解。”拉丁时代的建立在原有的废墟上按西欧的分封制改造了拜占庭原有的社会结构，使拜占庭的社会分裂进一步固化。

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崩溃是拜占庭帝国精神层面瓦解的诱因。拜占庭人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阐释了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拜占庭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但在年，东西教会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调停双方矛盾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获得缓和，而是发展成为了一次互相指责，互相争斗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后果就是罗马教宗下旨革除东正教教会的教籍，而东正教教会也也毫不示弱，宣布开除天主教教会教宗的教籍，拜占庭东方与以罗马为代表的西欧世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由此东西教派互相不承认对方的教宗，东西教派之间彻底决裂，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开始瓦解。但君主们仍想借助教权对人们的约束加强自身的权力。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效果甚微但确实存在的努力。在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前夕,末代皇帝君十一请来了希腊裔罗马主教伊西多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庆祝东西方教会和解仪式。可是,人们根本不接受这一和解,土耳其军队也没有等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合作”的钟声敲响就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总攻势。那些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的愚蠢的教士们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受奴役的地位。13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渗入巴尔干半岛。1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的军队攻陷，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终于灭亡。

每个人经历的岁月中都有一段美好，为了守护它悉心营建自己的狄奥多西墙，迎接异族般的现实一次次进攻。长大了，发现自己没勇气当君十一，只是蜷缩在铺满玫瑰教堂中瑟瑟发抖的芸芸众生之一。然后穿上征服者的服饰，用他们的方式生活，劳顿之余仰望下半空中早已改变了模样的圣索。

总而言之，拜占庭作为欧洲曾经的帝王，其“神陨”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王朝的兴衰更替看似无常，实际上都有其独特的运转规律。拜占庭衰亡的命运古代中国是何其的相似。穷兵黩武，四处征讨，造成国库空虚，财尽民穷。国家无力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来统治广袤的地区，国土不断被外族蚕食鲸吞。中华帝国曾经有过盛唐的开放、宋代的辉煌、明代的繁荣,但却同时滋长了妄自尊大,自命世界“中心”的观念,盲目地排斥一切外国以及蛮族东西,闭关锁国,坐井观天,不再发展,最后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面前沦为西方的奴仆。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像那首警世童谣一样，“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只马掌，瘸了一匹战马；瘸了一匹战马，败了一次战役；败了一次战役，丢了一个国家。”一枚微小的铁钉在蝴蝶效应的放大下，其威力甚至能摧毁一个国家。《旧唐书.魏征传》里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分析拜占庭兴衰的原因在国际形势复杂的今天有着巨大的时代价值。

在一带一路的国际新背景下如何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的新问题。从拜占庭的兴衰史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点启示：开放宽容使文明繁荣，保守狭隘使文明衰落。文明不分国界，只有落后和先进之分。保持虚心的态度，积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才能屹立于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