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高能！
敦煌医药文献基本状况
敦煌医药文献的种类与数量
中医药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绝对数不是很
多，对于中医古代文献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一批文化财产。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究竟有多少，不同整理者提供的数据都不大一样。
早先的研究以英、法藏为主，当时的校录本多收入了80多种，其中还包含着一定数量的非医药文献，真正的医药文献实际为60多种。后来俄藏敦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再加上日本公布的一些卷子图片，以及英藏、法藏中少量原先漏收的卷子，实际上敦煌医药卷子总数应为一百数十件。根据种类划分和计数，基本情况为：
（1）医经医论类文献：此类卷子有约20多号。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难经》及多种托名张仲景的《五藏论》残卷，内容涉及藏象、病因及医学杂论，有些是对《内经》等古籍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有些则是与传世古医籍不尽相同的理论解说。ДXa是现在可见最早的古本《难经》残本，S.是《伤寒论》别本——《金匮玉函经》最古老的传世本，《耆婆五藏论》和《诸医方髓》是两种医论组合文献。
（2）脉学诊法类文献：此类卷子约为14号。主要是脉学类，包括《脉经》《平脉略例》《玄感脉经》《青乌子脉诀》《七表八里三部脉》等多种脉学著作，也包括一些其他诊法文献。
(3)医术医方类文献：此类卷子近40卷，有王宗无忌单方、疗杂疮药方、急单验药方卷、刘涓子鬼方、换须发方等，其他大多不知书名及撰者。其中记载了余首医方，内容广泛，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此外还有不少美容长寿方。体现了防治一体的学术思想。所载方既有大量单验方，也有不少复方。治法方面既有内服方，又有很多贴敷、熏洗、摩膏等外治法，不少治法和方药用法是古人的宝贵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4)本草药论类文献：此类卷子主要有《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3种，也有个别不知名的古代药学著作残本，总共有10余件。MS为《本草经集注》卷一《序录》几乎全篇（仅缺开头两行）；而羽的后部恰恰就是该序录的前部，也就是陶序的全文（仅缺数字）；日本出口常顺藏本草书三三○（甲乙）、MS亦为《本草经集注》或相近书籍残存部分；羽（可配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BD）为《新修本草》序，与S.、S.（此二者可缀合为一件）、P.、P.皆属《新修本草》；S.76为《食疗本草》；S.为无名氏本草序例残卷。
(5)针灸明堂类文献：此类卷子有10多卷。ДX＋ДX＋ДXb＋ДX＋ДX为古明堂经残卷（“＋”表示缀合，全文同），ДX＋ДX为《针灸甲乙经》古抄本。P.为《新集备急灸经》甲本、乙本残卷，其中亦有类似的残图。S.及S.为两件古老的灸法图残卷，此两卷均先写主病之文，再绘用穴之图。文字记有病名、穴名及施灸壮数，图内点记穴位，图侧用引线标以穴名及部位。根据图侧的穴位及诠释之文可拼合成较为完整的连续复原图。二件内容不相重复，已证明原系一件（日本大谷文书中的MS也是与此相似性质的残卷，但形制有所不同，应不属同一文献）。S.为《灸经明堂》残卷；P.为《人神流注》残卷。该二种卷子仅有文字。
(6)道佛医药类文献：还有约20卷号道家、佛家医学文献。中医中药原本与道家有同源关系，在佛教东传之后，佛家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和世俗的中医药发生了很多关联。因此，有一些明显具有道教、佛教色彩的文献，同时也是运用中医中药甚至结合了中医理论的道佛医药文献。其中道医类文献多侧重于记载养生、辟谷、驻年方药，佛家类文献有一些印度僧医事迹的记载，也有一些佛医方，其中用到了一些西域药物。
(7)医药外周类文献：另外有一些文献，本质上不属于中医药文献，但其内容与中医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提及或运用了一些中医药名词术语，或旁及一些中医药知识的文献资料。如伍子胥变文中的药名诗，习字课本中的病名、药名，佛家用中医方剂格式开具的“心灵处方”，类书中的医药人物，占卜、相书、具注历日中提及的病名等等。我们将这类只是侧面或是偶然涉及医药术语的文献统称为“涉医文献”。
以上各类的计数主要计算了内容相对完整的卷子（有一定的文字量，包含了一条较完整的论说或记叙了一个较完整的方药条文）。但敦煌医药文献还有不少碎片，只有几个字、十几个字，其中有药名、病名等内容，却无法确认其归属，因而就不能将其计算进来。至于以上第7类，这类文献范围较宽，也无法清晰核计。
敦煌医药文献的学术价值
敦煌医药卷子在中国医药古代学术资料的发现方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包含着多方面、多种类的古代中医药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多种首次发现的医书，丰富了中医文库
敦煌医药文献中包含着多种首次发现而未见传世的医书，许多在隋唐史志中也未有记载。如P.《玄感脉经》卷，P.《明堂五脏论》（除本卷外还有其他数种《五藏论》卷子）、《青乌子脉诀》卷，S.卷中的《平脉略例》和《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P.《新集备急灸经》卷，羽《换须发方》，S.和S.之灸疗图卷，P.《疗杂疮药方》卷，以及其他绝大部分的医方残卷。这些失传多年无人知晓而又重新问世的医书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文库。
(2)传世医书的古本，提供了古籍整理与研究新的依据敦煌医药文献中也有一些传世医书的残本，但抄成年代较早，往往是比现传本更古远的传本。
如P.卷和ДX＋P.卷中的《素问》内容，应是王冰编次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的文本；P.＋S.卷，是现存最早的《灵枢》残段；S.卷中部分内容，是宋代校定前的的《金匮玉函经》（《伤寒论》别本）传本，羽和P.、S.、P.四卷，是《新修本草》最古抄本。特别是羽《新修本草?序》中，包含着一大段为唐王朝歌功颂德的文字，在宋臣校订后已经尽行删除，惟在敦煌抄本中得以保存。
这些古本可以为校勘、辑佚、考证提供宝贵资料。
ДXa俄藏敦煌古抄本《难经》
如上图，为俄藏敦煌古抄本《难经》残卷。虽然只有百余字残文，却能解决《难经》阅读中的两个疑难点。
《难经·五十三难》：“经言七传者死，间藏者生。何谓也然：七传者，传其所胜也。间藏者，传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一藏不再伤，故言七传者死也。间藏者，传其所生也。”“七传”费解。《难经集注》引吕广注云：“‘七’当为‘次’，字之误。此下有‘间’字，即知上当为‘次’。”清代莫枚士《研经言》卷二《七传辨误说》亦谓：“窃谓‘七’字当为‘次’字，声之误也。古音去声、入声不甚分别。”上海中医药大学凌耀星教授赞同此说，在其《难经校注》中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论证。但也有不赞同此说者，如北宋虞庶氏就认为：“吕氏以七为次，深为误矣。又声音不相近也。……今举一例以发明之：假令相生之数，数木火土金水火（笔者按：据下文，“水火”之间当阙一‘木’字），第五‘水’字，隔第六‘木’字，来克第七‘火’字，火被水克，故曰七传。”
又如金代纪天锡氏注：“心火传肺金，肺金传肝木，肝木传脾土，脾土传肾水，肾水传心火。心火受水之传，一也；肺金复受火之传，再也。自心而始，以次相传，至肺之再，是七传也。”
按，“次”，上古清纽脂韵；“七”，上古清纽质韵：二字双声且韵部属阴入对转，确属音近，存在着音近而误的可能条件。虞氏以相生顺序来解释经文中的相克关系，自属不妥；而纪氏在经文的“肾传心”之外，另加“肺金复受火之传”一句，以凑成“七传”之数，难免有增字解经之嫌。故吕广之注应属合理推想。
而我们看到的敦煌俄藏古抄本ДXa中，正写作“次传”。这大概应是惟一一种写作“次传”的《难经》古传本。虽然不能排除是敦煌古本的传抄者据吕广之说改易旧本所致，但同样也不能排除这或许正是古本原貌。可以认为，敦煌古抄本写作“次传”，为吕广“七当为次”之见解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据。
又，《难经·三十八难》：“藏唯有五，府独有六者，何也？然：所以府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府也，故言府有六焉。”由于《难经》中出现了和通常写法“元气”不同的“原气”，后代医家对二者是同是异意见不一。而敦煌俄藏古抄本ДXa中，正写作“元气”。这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二者相同的看法。按“元”为“元始”之义，而“原”为“源”古字，义亦近于“始”，故古或有混用之例。另外，史上曾有数次讳“元”字之例，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群臣上尊号“开元神武皇帝”，时人有名中“元”字省讳之例（S.灸法图中，“关元”穴记作“关原”，很可能就因为这一影响），因而《难经》将“元气”写作“原气”，也或有避讳导致的可能。但无论“元气”是如何改成“原气”的，有此古抄本异文，已经足以证明，“元气”与“原气”只是用字不同，并非不同的两个术语。在没有看到敦煌古抄本《难经》之前，我们其实也可以作这一推断，但在见到敦煌古抄本中使用着“元气”且与传世本《难经》之“原气”构成异文关系时，这一推断就有了强有力的佐证。当然，传世本《难经》中，十四难有“元气”，二十八难有“关元”，但对比全书中“原气”有三处、其他“原”字使用达二十三处，则此两处“元”有可能出于后人误改。
(3)反映了隋唐五代医药成就，更新了医学史的认识：隋唐时代，中医药学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着，但有些学术的发展却因为缺少文献的记载而失传了。敦煌医药卷子恰恰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古老的医药学认识或医术。如P.和S.、S.、MS四个卷子是写绘有穴位图谱的唐代两种灸疗专著，也是目前保存最古的汉文针灸图实物；P.卷中有耳尖穴最早记载；龙《本草经集注》残卷中，将中药分为石、草、虫、兽、果、米等类，促成了药物分类向自然属性分类法的转变。敦煌卷子还记载着六朝、隋唐五代医家的经验效方，涉及临床各科。如P.卷中就记载着用蒲黄、桂心、牛膝等治产后瘀血腹痛，用黄连、朴消[硝]渍水治眼热赤，用羊毛裹人发灰、龙骨末治鼻衄，用细辛绵裹外敷治牙痛等，均有独到之处。在治疗技术方面，P.卷中第80行记载着一首外治灌肠法：以羊皮制成的囊袋装盛椒、豉等煎制成的药液，其上口套以竹管，将竹管送入肛门而后灌药；P.、S.卷中也有类似记载。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部分藏医卷，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藏古文献之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他民族传统医药文书也有所出现，俄藏ИHB.No.甚至是一个药方“紫苑丸”的汉文与西夏文对照文本，而且是西夏文详于汉文。
(4)部分记载有现实应用价值：在这一方面，当代学者如丛春雨、张侬都有专书研究，对一些方剂的针灸等医术的临床应用价值作了探讨，并有实际应用的医案记录。见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张侬所著《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医学杂志中亦时见报道。
(5)涉医文献的文化价值：除了服务于人体健康的中医药学术本体内容外，敦煌吐鲁番文献还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了中医文化价值，这当然主要是由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涉医文献呈现出来的。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涉医文献很多，内容也多种多样，因而是由各个不同方面来显现中医文化的。
例如：一些类书残片记述了医人故事或医药事迹。如P.有扁鹊治虎（虢）太子的记载；P.有楚惠王吞蛭辨的内容（参见王充《论衡·福虚篇第二十》）；S.则有郭玉诊脉的记载。一些相面、占卜书提及了一些疾病名。P.、P.占病书推占多种疾病发生时间；P.等卷《相书》也间或提及人的疾病名；又P.等多部“具历”（亦称“具注历日”）记载着各日“人神”所在部位和治病宜忌。
一些识字课本或习字抄件中也体现出中医药知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如ДX为蒙学字书，分类抄写了多方面的生活用字，其中《药物部第十》记载药名达一百五十多种；P.性质类似，但字迹应为习字临抄，其中抄有两处药名（前四行后五行）；S.称为《百一物》，记述了种种日用杂物，其中提及摩石、药旧[臼]、药杵、药蓯[??→筛]、盛药筩[筒]、拊眼药物、摩药石箕、裏[裹]创衣、灌鼻筩[筒]、澡盘[？]、澡豆瓶……
甚至一些与医药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到医药的身影，较为人熟知的如P.、S.《伍子胥变文》中的药名诗，在对话中嵌入多个药名（或原形或谐音），另外S.中也有一首药名诗。
《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中，以药名诗打趣，句句皆有药名，采取了民间流行的赋体：
“妾是仵茄(五加)之妇细辛，早仕於梁(禹余梁)，就礼未及当归，使妾闲居独活。蒿(青蒿)莨薑(良姜)芥(荆芥)，泽泻无怜；仰叹槟榔(宾郎，指夫君)，何时远志。近闻楚王无道(王不留行)，遂发豺狐(柴胡)之心。诛妾家破芒消(硝)，屈身苜遂(苜蓿)，葳蕤怯弱，石胆难当。夫怕逃人(桃仁)，茱萸得脱；潜行菌草，匿影藜芦。状似被趁野干(射干)，遂使狂夫茛菪。妾忆泪沾赤石(脂)，结恨青葙(子)。野寝难可决明(子)，日念舌干(射干)卷柏。闻君乞声厚朴，不觉(羊)踯躅君(使君子)前(车前子)，谓言夫婿麦门(冬)，遂使苁蓉缓步。看君龙齿，似妾狼牙，桔梗若为，愿陈(皮)枳壳。”
此诗文中连贯的语气、排比的句式、吟诵的口吻，再加上俳赋谐谑的调侃，以“语戏”的形式显示了民间文学生动的智慧。所谓“语戏”，多是把玩富有夸张意味变幻莫测的谐音双解、排列组合、文野互动的集萃。它显示着五彩缤纷的文化元素。
生老病死是人类自身永远关心的话题，所以也有一些佛经直接指向为人延命防病的经文。如P.、P.都是《佛说延命经》；S.题为《佛说痔病经》，其中述及多种痔病名；ДXV被称为《驱祟方》，记述的是被鬼魅导致疾病者如何驱鬼；P.《劝善经》讲到了七种疾病（又P.同）；P.《义经》一卷为佛经类书，杂有五首中医方，都有使人爱乐、欢喜的功效（其中一首并主治眼疾）；P.中有“喻医方”，即要求人们有十六种善心善行，将其拟作医方形式，真可谓古代的“心灵处方”（又P.同）。
僧人也需要药物治病，或是自己用，或是为他人用。P.为佛奴都头买物状，其中有购买药物的记载；而S.卷子标明就是《乞药笺》，为记载着僧人向人乞讨二十多种药物的便笺。
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中药是如何融入世俗生活（包括僧人、商人等日常生活）中并如何影响世俗生活。对于“中医文化”研究来说，是值得北京最好的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北京中科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