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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货郎图》中丰富的民俗信息向来是研究的热点。本期［史学］栏目的《货卖天灵：宋画中的头骨与医药》一文，集中讨论了“货郎图”题材中的“医药”语境。作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货郎兼有行医身份，“头骨”是药材。本文则结合传统的医学分科详细讨论了图中动物头骨之外与“医”相关的种种标识，以及货担中可能用作药材的许多货物。同时结合宋代其他的图像和医书来解读此类“货郎图”中丰富的“医药”信息，不仅严谨可信，读来也十分有趣。另一篇文章《中国向来的灵魂——20世纪中国戏曲人物画研究》，作者以关良和林风眠的创作为代表，分析了戏曲人物画在20世纪的兴起、类型及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接着讨论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本土戏曲人物画的新推进、当代戏曲人物画中彩墨表现的新理解和新思考，并对新时期戏曲人物画做出展望。本期［理论］栏目《文化现场与体系重构——20世纪初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向》一文，研究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在20世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者认为文化现场的带入和美术观念的转变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实现现代转向的关键，而且研究范式上的这种转变是与新时期艺术实践的形态——敦煌艺术研究和其他民间美术的调查——相关联的。

——秦韵佳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绘画中头骨图像的多义性做出贡献。通过对南宋李嵩《货郎图》系列的图像细读，本文认为，《货郎图》中的头骨，作为一枚入药的猕猴头骨，与画中出现的鳖甲、蛇蜕、穿山甲、水牛角等其他珍贵药材一起，构筑出一个庞大的医药语境，对于《货郎图》功能与意义的表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货郎图》头骨药材小儿科兽医

引言一说起头骨或是“骷髅头”，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联想。但是艺术史中众多的头骨或骷髅图像是否都具有相似的意涵？我们应当在怎样的语境中来观察和讨论？从骷髅想到死亡，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宋元以来展现地狱景象的《十王图》中，常可发现饱受折磨的灵魂留下的森森白骨。在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图像里，头骨和骷髅形象屡见不鲜。佛教中有一种被称作“白骨观”的禅观实践。早在克孜尔石窟中就画有观看头骨的比丘，而吐峪沟石窟中则出现了半肉身半白骨的人体形象。远在阿富汗的塔帕·修托尔（TapeShotor）寺庙的地下窟中更是有僧人观看一具完整的人骨架的壁画〔1〕。道教中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白骨观想，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就用骷髅图来宣扬教义。在密教中，头骨出现得更频繁。晚唐《千手千眼观音图》中就有戴骷髅头项链的金刚，脚踩的也是头骨。在敦煌也发现了做成骷髅头形状的小串珠，大致判断年代应是元代或西夏。在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中，观音手持的法器中也常见骷髅头〔2〕。另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金代的《弥勒大士图》碑，有大安元年（年）赞。图中弥勒布袋中倒出的物品就有一个头骨。这些都是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图像，与宗教的教义、仪轨有密切关联，人们常会从宗教生死观的角度去考虑其含义〔3〕。但这显然不是头骨形象出现的唯一语境。譬如，有人注意到一类特殊的宋代陶俑，塑造的是一人用双手扒开脸皮，露出里面的头骨。尽管也有人将之与宗教的白骨观想联系，但更多研究表明可能表现的是唐宋时代在祆教影响下的一类称作“七圣刀”的幻术表演〔4〕。如果我们意识到头骨图像包含有多元的语境和意义，那么面对宋代被称作“货郎图”的一类绘画中出现的头骨图像时，说不定就会有新的发现。

存世的南宋时代《货郎图》共4幅，3幅有李嵩名款，另有一幅无款。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幅没有描绘出头骨之外，另外3幅都有，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小横卷、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团扇（图1）、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无款团扇。几幅画构图略有不同，画面所描绘的都是一位肩挑两大筐货物的中老年货郎，来到乡村，与青年女性和几个男女儿童偶然相遇。一个没有下颌骨的头骨倒挂在货郎所挑的一个货郎担上，与许多物品混杂在一起，需仔细辨别才能发现。关于《货郎图》以及图中的头骨，笔者之前已做过初步研究〔5〕，提出图中的头骨应该是一种药材。本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和相关的医药图像寓意。

图1[南宋]李嵩货郎图绢本设色24.1×26厘米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医的寓言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已经列举出了包括《货郎图》系列在内的7件含有头骨图像的画作，通过比对，认为其中的头骨均不是人头骨，而是猕猴头骨或其他哺乳动物的头骨，它们之所以被画出来是因为均是特殊的药材。这些作品包括：李嵩《货郎图》（3件）、传宋人《观画图》（美国私人藏）、传宋人《松荫论道图》（故宫博物院）、孙珏（款）《毛女图》（费城美术馆）〔6〕、佚名《毛女图》（私人藏）。在这些作品中，我找到的共同之处是医药。最典型的是传宋人《观画图》，这柄团扇的核心主题就是医药。画面中心，人们在观看一幅描绘骑虎的药王孙思邈的立轴画。画的右边是一位标准的医生形象——他的巾帽上装饰有小眼睛圆牌。人物后面则是一个药摊，上面不仅有各种草药，还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动物头骨，掩映着几块鳖甲。时代接近的2幅《毛女图》，主题是采药的毛女，也与医药有关。画中的毛女们背着采药的深筐，成果颇丰，有的手捧人形明显的人参，有的手拿灵芝中最漂亮的“赤芝”，有的手提装满各种草药的提篮。头骨与不同的药草一起悬挂在毛女头顶的伞盖之下。传为宋人的《松荫论道图》，主题尽管和医药没有关系，但画中那位代表“道教”的仙人，是一位与毛女形象类似的采药男仙，身披不老叶，他所搜集到的一枚小头骨也悬挂在伞盖之下。相比之下，《货郎图》与医药的关系虽然不如《观画图》直接，却比其他几件画作要更紧密。在讨论《货郎图》功能与意义的论文中，我曾提出，画中的货郎具有医生的身份〔7〕。有几个显著的标志：第一，在货郎的脖子上挂着一圈“项链”，上面挂着好几个画有眼睛的圆牌，这是医生的标志（图2）。第二，在货郎的货物筐上有一个竹编的小斗笠帽，帽身上贴着一条细长的广告招幌，上面写着“攻医牛马小儿”或“专医牛马小儿”〔8〕。如此看来，《货郎图》中货郎并非一般的医生。他不但能治人，还能治牲畜。不过在治疗人时专长于小儿科。在宋代的官方医学分科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元丰九科”，分别是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眼科、疮肿兼伤折、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小方脉”相当于小儿内科，其地位仅次于成人内科的“大方脉”和治疗各类风寒风热的“风科”。另一种分类是崇宁医学的“三科通十三事”，三大科为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主要学习的是大、小方脉以及风、产二科〔9〕。元代以后逐渐确立的医学十三科，大致上在宋代已经完备。宋代十分注重小儿科，与大方脉常是最基本的医科设置，这可以从北宋末年地方州级行政单位的医官配置上看出来。在大的州尚有产科和眼科医官，而自规模中等的“中州”开始，则只有大、小方脉〔10〕。按照崇宁医学的三大科，能治疗小方脉，便也通晓大方脉和产科。

图2[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至于“牛马”，则属于兽医的范畴。中国古代的兽医学以大牲畜为主，尤其以马和牛为核心。“马政”是历朝历代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因为马不但是交通工具，更具有重要的农业和军事作用。牛则是最重要的劳动工具。马和牛的意义在《宣和画谱》的“畜兽门”绪论里被讲得十分夸张：“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11〕“兽医”或称“医兽”，是宋代军队中专门医马的官吏名称。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也说：“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12〕可见牛马在兽医学中的核心地位。历代《农书》中通常都有治疗牛马等牲畜的简单医学知识。“相马经”“相牛经”中也有关于马和牛一般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外，更是有专门的治疗牛马的著作，如明代的《元亨疗马集》，其中除了马，还包括牛的各种疾病的治疗。在现代医学中，把儿科和兽医放在一起是很难想象的，它们属于不同的类别，哪怕在宋代也是这样。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中二者并不是完全两分的，尤其是许多本草类药书，都会同时讲到治疗人和牲畜的情况，许多古代方书也会同时列出适用于人和适用于牲畜的药方。不过毕竟人与兽判然有别。无疑，“专医牛马小儿”绝非普遍情形，而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说儿科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那么牛马则主要是乡村生活